汞、鉻、砷、鎘、鉛等都是重金屬;因含量超標而造成污染乃至影響人體健康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有些重金屬會破壞人的細胞、臟器、皮膚、骨骼、泌尿系統、消化系統、神經系統，有些會致癌、致畸、致突變，因而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土壤重金屬超標、農產品鎘超標、大米污染等，均是熱點議題。 
  土壤是污染物的最終歸宿。土壤對重金屬污染沒有自凈能力，反而有累積性、隱蔽性、持久性等特性。土壤一旦受到重金屬污染，危害將長期存在：土壤性質會惡化、植物功能會失調等。通過精密儀器化驗土壤樣品、檢測農作物或研究對人畜健康影響后，才能確定重金屬污染的存在與否及嚴重程度。土壤重金屬污染治理和修復難度大、成本高、時間長，因而須有正確的思路和技術路線圖。本文提出摸清家底，效法自然，需求導向，保障健康，用好政策，創新模式等24字方略，目標是實現環境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機統一。 
  摸清家底。就是要研究重金屬污染現狀與機理�，F有研究均認為，我國土壤污染總體形勢不容樂觀，局部地區污染嚴重。有色金屬礦分布區土壤重金屬含量背景值較高;西南碳酸鹽巖區、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雖然環保部、國土資源部、農業部在土壤重金屬污染普查、檢測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受取樣密度、測試條件等的限制，現有數據仍十分有限。針對污染物來源復雜、土壤污染問題凸顯、家底不清等現狀，開展區域和重點地區場地的污染調查，分析誘發原因和變化趨勢，十分必要。從治理需求出發，應當區分人為活動的次生污染和非現代人為的原生污染;次生污染可以防治，原生污染是否需要治理應當進行技術經濟評價，進而為采用什么樣的治理思路和技術路線圖奠定基礎。 
  效法自然。自然恢復為主，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原則;效仿自然，也應為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的原則。土壤重金屬污染治理和修復方法有物理法、化學法、植物法等。2015年7月8日，《中國科學報》發表《防控農田重金屬污染須多措聯用》一文，其中提出的技術模式包括客土法、翻耕混勻法、去表土法、化學介入法等。2015年7月20日，重金屬污染防治與環境修復聯盟網站發布“15項污染場地修復技術解讀”;不同技術各有奧妙，關鍵是辨明病癥病因對癥下藥，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效法自然，以較低成本治理重金屬污染。自然條件下，物質濃度由高到低是熵增過程;植物將分散的物質富集起來是熵減過程。避免地球熵增，可利用植物富集土壤中的有毒元素。研究礦床的人均知，某類礦床的地表長有標志性植物;找到這類植物就等于找到了礦。據《中國礦業報》2015年1月13日報道，湖南省應用桑樹治理土壤鎘污染取得初步成效。加入土壤改良劑可以減少重金屬污染危害;通過調整農作物品種結構，也可以收到一定防治效果。 
  需求導向。以土壤修復后的用途為導向，確定修復與否或采取什么措施修復。對次生污染，應重視預防，包括關停、搬遷有色金屬冶煉、化工、農藥、電鍍及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使用企業等。沒有有色金屬工業企業的生產就不會有排放，技術水平高、管理水平好的企業排放會少一些，產業升級、淘汰落后、技術改造因而是重要的預防措施。修復后的土地須達到相應的用途標準。對農用地而言，不同農作物對土壤成分的吸收能力不同，土壤重金屬污染對人體健康因而是間接影響;不必“談虎色變”。環保部已經發布 《土壤環境質量標準》，是判別污染治理效果的依據。建筑土地也應重視土壤污染問題。2004年北京修地鐵施工時出現熏死人事件，土壤修復因此也提到了議事日程。多氯聯苯(PCBs)等永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會對人體健康產生不良影響，建筑工地因而要開展土壤污染環境風險評估并在需要時加以治理。 
  保障健康。土壤重金屬污染治理的目的是保障健康。治理土壤重金屬污染以達到保障健康的目的，不僅要因地制宜，設立目標和治理績效，還要考慮采礦、有色工業生產、有色金屬再生等行為主體，更要考慮治理土地后的用途，這些影響投資是否物有所值。通過目標導向(確定中長期目標)或問題導向 (解決關系民生的重大污染問題)，以盡可能小的成本治理重金屬污染。應處理好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的關系，使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相協調;處理好近期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關系，以法律、標準、經濟的和必要的行政措施，解決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由于多種原因，同一場地，采用不同評價方法，由不同群體評價，會得出不同結果。因此，應加大監測、評價力度，建立數據庫并實現共享，強化檢查和處罰，確保收到預期效果。 
  用好政策。政策的本質是利益調整。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和修復涉及到投資政策、稅收政策、土地政策等，用好政策是企業的期望。對企業而言，從實際出發，申請到治理項目也就爭取到了政策，須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對重金屬污染治理而言，如果污染企業遷走了怎么辦?美國稱找不到“污染主”的土地為“褐土地”，并成立“超級基金”加以治理，這一做法和經驗，值得文明借鑒。提到土壤污染，美國人會想起“拉夫運河事件”;更讓美國人心驚的是，當時全美有成千上萬個類似的危險廢棄物簡易填埋場，嚴重威脅公眾健康和環境安全。在輿論壓力下，美國國會1980年通過了《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批準設立污染場地管理與修復基金，即“超級基金”。美國超級基金對褐土地治理起到了積極作用。需要提出的是，原來設計的投入規模遠不能滿足治理需求，甚至成了“無底洞”。美國的經驗表明，即使基金化運作企業也會形成“政策依賴”。 
  創新模式。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要解決用什么技術路線，政府怎么管的問題，要解決錢從哪兒來、靠什么回報的問題，不僅需要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更需要商業模式創新。選什么技術路線的核心是成本，是性價比，本質是政府花同樣的錢購買更多的服務。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發布了政府和社會資金合作(PPP)文件，按照基金模式進行重金屬污染治理成為可能的方向。資金無論來自政府還是社會，均要考慮營利模式。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治和修復需要技術進步，體現在技術思路、技術工藝和裝備(固化的技術)等方面。有好的思路、好的技術即用正確的辦法解決正確的事情，能較好地解決重金屬污染防治問題，甚至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有好的思路、沒有好的技術，好的結果是好心辦壞事，交了學費;不好結果是“拍胸口干事、拍屁股走人”。有好的技術、沒有好的思路，可能會事倍功半、得不償失。既沒有好的技術也沒有好的思路，好結果是不按規矩出牌卻成功了;壞結果是留下一個沒有人愿意收拾的“爛攤子”。 
  順應潮流，用好政策，發揮比較優勢，滿足市場需求，創新商業模式，應成為重金屬污染治理企業考慮的重大戰略問題。綠色低碳發展是國際趨勢，也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順應這一趨勢，有色金屬工業企業應從源頭減少重金屬污染物排放，這也是最有效的措施。土壤重金屬污染治理和修復工作，應當采用先進理念和成熟適用技術，尤應關注大數據這一國際潮流在重金屬污染防治領域的研發和運用。我國的重金屬污染治理、土壤修復領域只有零星數據，還沒有大數據，如何開發以往積累下來的大數據，需要企業家的探索，也需要全社會的努力。更為重要的是，應建立起全社會的誠信體系，從過去競相壓價導致“兩敗俱傷”的“雙輸”戰略轉變到成立技術聯盟或產業聯盟的“雙贏”戰略。只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才能解決重金屬污染防治問題;只有解決土壤重金屬污染，才能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使人體健康少受重金屬污染的傷害，才能有美麗中國的早日到來。 
作者介紹：

  周宏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主要從事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政策研究。1982年畢業于南京大學，1992年獲環境地質學博士學位。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八所大學的客座教授;中國社科院循環經濟專家;中國科學院生態中心客座研究員;清華大學循環經濟專業委員會專家等。 
  在世界銀行、歐盟、香港中文大學、墨西哥大學等作過主題報告，參加達沃斯資源論壇、WTO氣候變化論壇、韓國綠色論壇(總統綠色發展委員會邀請)及博鰲論壇。 
  出版了《循環經濟學》、《低碳經濟學》等專著八部。獲中國發展獎特等獎、一等獎和二等獎，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進步二等獎等多個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