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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野】歐盟債務危機導致氣候談判群龍無首 |
| （時間:2011/11/30 11:25:04） |
2011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7次締約方會議將在南非德班召開，對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海濱。訪談圍繞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最終命運、德班談判的預期進展以及中國在其中所作的努力進行深度剖析。
張海濱：這一次國際社會對德班會議的期待還是比較務實的。就總的輿論來講，大家不期待這次談判能夠完成八年路線圖的授權。
德班會議的國際氛圍和其面對的形勢并不給力。換句話說，這個時機并不是特別的理想。最關鍵的，就是歐盟遭受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對談判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待會兒我們還會具體來討論這個問題。
對這次德班會議，大家還得再調低對它的期待。所以現在整個國際社會，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是比較務實的。
德班大會上演“京都議定書之死”?
張海濱：現在談判最核心的是什么問題？第一個就是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存和廢的問題。這就是你剛才提到的“京都議定書之死”，當然這通常是媒體的表達方式。
現在的談判是雙軌制。一軌是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國家，他們需要繼續推進減排承諾；另外一軌是聯合國氣候公約下的談判。談判的焦點就跟雙軌制有關，特別是“傘形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日本等國已經在坎昆會議上提出來，它們不再延續京都議定書。而不再延續的意思就是要并軌了，要把兩軌并成一軌來談；但是這是發展中國家堅決反對的。
所以京都議定書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意義重大。比方說對于中國、印度此類“基礎四國”來講，如果沒有京都議定書，最大的后果可能是談判的基礎發生了變化。過去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談，如果沒有京都議定書的話，也就無法有效體現共同帶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在德班會議中，資金問題、談判成果的法律形式、峰值的問題等都是很關鍵的，但最核心的仍是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存廢。
談判低于我們的期待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能讓它徹底崩盤
張海濱：德班會議有三種可能性。第一個可能，即達成2012后全面的、平衡的、有效的國際氣候制度。這種可能性從目前來談應該是很小。
第二種是談判形成比較松散的國際氣候協議。哥本哈根會議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做出了國內的減排承諾。所以我們鎖定已有的承諾，并在這個基礎之上達成一個協議。這就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比較松散的協議。第二種假設在德班會議上的可能性，比第一種可能性要大。
第三種假設則是德班談判一無所獲。但這種可能性也小。因為就最近的巴拿馬會議而言，在資金、適應、技術轉讓等問題上都取得一些局部的、有限的進展。
無論哪一種假設，肯定都會有激烈地較量和博弈，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表達鮮明的立場。但從現有談判的內外形勢來看，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結論。2012馬上就到了，如果沒有成型的協議的話，就會形成空檔。而根據坎昆協議是不能出現這個空檔的，那怎么辦呢？這就涉及到過渡期的問題。
有一種可能性，將京都議定書做一個延長，使之形成一個過渡期。這樣的話，保證新的氣候制度和協議與現有的制度做無縫連接。至于這個過渡期是多長時間，用什么方式，則需要在德班協議里面明確。如此還能夠使國際氣候的談判保持在軌道上，而底線是不能讓它脫軌了。
不能讓它徹底的破裂，不能讓它脫離軌道。進程慢一點，或者低于我們的期待都可以接受，但是不能讓它徹底崩盤。
氣候談判是大家公認的在冷戰結束以后最重要的國際多邊談判。如果這個談判失敗，或者是崩盤的話，就意味著大家會面臨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性后果。這是一種全輸的解決方式。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大國、小國、窮國、富國，都不愿意看到這一點。如果這一天發生將是人類的悲哀，最后大家都同歸于盡。我想目前國際社會，特別是大國領導人的智慧還不至于低到這種程度。
再往大一點說，氣候變化自身的復雜性、綜合性遠遠超過其他世界性議題。所以它對世界全球治理至關重要。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我們就有理由來質疑聯合國和其他的國際組織的功能和作用。如果國際組織現存的多邊談判機制不能發揮作用，我們的世界將會陷入無序、混亂的狀態，結果是災難性的。
如何看待“坎昆會議，沒有拯救氣候談判，但拯救了聯合國”的說法
張海濱：這種說法，如果是放在媒體上，我不反對。但是嚴格從政策角度和學術角度，我對這個說法是很保留的。
我舉個例子。2003年美國繞過安理會對伊拉克進行攻擊，在當時引起了全世界高度的關注和憂慮。甚至當時秘書長都講，這種單邊主義盛行會導致世界戰略力量的失衡，從而對世界安全局勢構成威脅。當時很多人就說聯合國死了。
那么現在看起來八年過去了，聯合國還沒死，為什么呢？氣候變化談判在嚴格意義上來說，它可能對聯合國的聲譽有影響，但不至于對聯合國的命運產生致命的影響。
此外，我們現在都集中在談判內，觀察的都是具體的結果；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視角，就是談判外。看二十年的國際氣候談判歷程，你會發現它不是一帆風順的，有高峰也有低谷，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進程。
回望20年的談判，其實很多變化已經發生了，比如建設低碳社會、低碳校園、低碳社區這些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現在世界各國都在提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以及150多個國家所做的國內減排承諾，這些理念的變化從何而來？它是是隨著談判的進程展開的。
長遠來看，談判的價值是巨大的，不能因一時的談判受挫就喪失信心。我們必須客觀看到，在聯合國框架內主導的談判進程，它發揮的作用不能低估。所以目前來講，聯合國的多邊談判機制雖然不完美，但在可預見的將來，也很難找到一個更好的機制替代。
實事求是的辦法就是兩條。第一條是積極地通過多邊的區域談判（如G20），盡量多的通過各種場合去促成共識的達成。第二就是針對內部主要的談判方，增強共同合作這樣的政治意愿；對這一點我覺得大國富有特殊的責任。
現在國際社會對待氣候談判普遍比較務實
張海濱：中國有句古話，天時地利人和。所以為什么說現在國際社會對待氣候談判普遍比較務實，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與當下的國際環境和形勢有很重大的關系。金融危機2008開始爆發，各國對其的承受能力不一樣。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受到的影響比較小，美國初期受到的影響很大，現在逐步的恢復。
歐盟恰恰相反。開始的影響并不大，隨著金融危機的發展，現在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對它構成了一個重大的挑戰。德國總理默克爾說主權債務危機是歐盟面對冷戰以后最大的一個危機和挑戰。為什么強調歐盟？因為歐盟在整個談判的進程里面扮演了“準領導”的角色，它發揮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一直在積極的推動談判進程。
在談判領域走在前沿的就是歐盟，但現在它受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領導能力不可避免的下降了。我說在坎昆的時候，有點群龍無首的味道，現在的這種色彩就更濃了。沒有領導的會議，一般來講是很難達成實質性的會議成果。
如果說中美歐是這個談判的三大關鍵方的話，我主張中美要合作、中歐要合作，美歐也應該合作。這里面不應該是對立——比方說中歐連鎖來制衡、孤立美國，或者中美聯手來制衡歐盟——我都不太認同。我覺得最好的一種模式，還是中美、中歐、美歐來形成良性互動的三邊談判。
美國在可預見的將來，很難在國內的立法上有實質性的突破。但氣候談判從一個長的時段來講，美國的因素是最關鍵的，它會影響到這個談判的進程。美國雖然沒有加入京都議定書，但它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的有所為還是無所作為在很大的程度上會決定談判的走向。
在美國現在無所作為，或者少有作為的情況下，我們探討的另一個可能性就是中國和歐盟能不能聯手推動這個談判的進程。等到時機成熟、等到美國國內政治氣候發生變化、等到美國的觀念發生變化，再逐漸把美國納入到這個進程來。
中國積極參與氣候談判最主要來自于國內需求
張海濱：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就是：中國參與氣候變化談判、中國推進節能減排不是為了應對國際的壓力，而是真的來自國內的需求。
“十二五”之后，我們專門有一段講氣候變化，這個也是過去的五年計劃里面沒有的。
一個國家是不是真的應對氣候變化，一個關鍵指標就是看它是不是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到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化之中。“十二五”我們把它列進去，其中包含了三個非常清晰的亮點。
第一個就是政策。不久前，在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里提到，2015年把單位GDP的碳排放強度降17%。這是我們“十二五”規劃里面制定的一個約束性的指標。這個指標目標已經分到各個省，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關注和稱道的。
第二個亮點是立法。大家都知道依法治國，我們也要依法治理氣候、依法應對氣候變化。最新材料顯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法已經完成了初期的調研工作，開始進入起草的階段。
第三個我比較關注的就是五省八市的試點。這是中國的特色，先試點再推廣。最新的材料也在有序的推進，比如碳排放交易市場的試點，在天津、大連、上海、北京都在有序地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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