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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聲】從上海市社會噪聲污染防治看北京相關領域改進方向 |
| （時間:2014-10-15 10:49:23） |
作為我國的兩個重要城市，北京市和上海市分別出臺了《北京市環境噪聲污染防治辦法》（以下簡稱“北京法”）和《上海市社會生活噪聲污染防治辦法》（以下簡稱“上海法”），以防治噪聲污染。
“上海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等相關規定，結合上海市實際情況，針對當前社會生活噪聲領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專門制定相關條款。特別是明確了公園等公共場所噪聲、住宅小區裝修噪聲等噪聲污染認定標準問題，對社會反響強烈的商店室內外使用音響設備行為進行了規范，創設了住宅小區公用設施噪聲、車輛防盜報警裝置噪聲等相關污染防治規定。
這些也是當前北京市社會生活噪聲防治和管理中的熱點和難點，仔細研究分析總結，將會對北京市相關領域的工作大有裨益。
兩部法規的不同之處
相比“北京法”，“上海法”對社會生活噪聲各具體領域的防治措施進行了細化和補充，并制定了可行性強的管理措施，筆者看來，不同之處集中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兩部法規涉及的噪聲防治行為的范圍不同
從大類來看，“北京法”是一部城市噪聲綜合性防治法規，包含多個領域的噪聲，含交通、施工和社會生活等；而“上海法”則是只針對于社會生活這一領域。
從小類來看，“上海法”比“北京法”在社會生活噪聲領域涉及更寬泛，如寵物噪聲等。
（二）“上海法”比“北京法”防治主體多樣
如針對公園等公共場所人為噪聲，“上海法”規定了分時段、分設備類別等多層次防治措施，對矛盾突出的，公園管理者等主體也可以通過制定噪聲控制規約來防治健身、娛樂等活動噪聲，組織者、參與者、管理者和監督者多方位聯防聯治；而“北京法”只有宣傳性規定，監督也只有公安部門一方，實際執法效果不佳。
（三）“上海法”比“北京法”處罰措施可行性強
如商業經營行為中從事金屬切割、石材和木材加工的，“上海法”明確規定“不得從事”，并直接規定了由環保部門處罰和額度范圍；而“北京法”的規定僅為“應當采取有效措施”，且出現此類行為應先“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才可實施處罰，幾乎沒有達到管控的目的。
（四）“上海法”明確了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生活噪聲矛盾糾紛調解
“上海法”規定了多種糾紛解決途徑，不僅環保部門等行政機關的調解職責，還明確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設立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參與鄰里之間噪聲糾紛調解工作，同時提高行政處罰效率，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北京法”并沒有明確這些組織機構的實際作用。
（五）“上海法”更加注重社會生活噪聲源頭防治
如對易產生噪聲污染的商業經營活動的控制，“不得從事”和“不得開設”避免了后期的監督被動；而“北京法”雖然也會有一些源頭防治的規定，但沒有配套的法律責任或缺乏監督措施。
“北京法”的改進要點
（一）增強其他職能部門在社會生活噪聲防治的作用
城市功能核心區人口密集，噪聲干擾他人或組織的問題非常普遍和突出。社會生活噪聲聲源種類多，噪聲防治措施也可采取多種形式，其中行業主管部門應根據各自職責參與到噪聲防治行動中，維護轄區穩定、和諧。
現有的“北京法”僅維持公安部門和環保部門的二元防治格局，從實際效果看遠遠不夠。不但要明確其他城市管理部門的職責，還要酌情設置相關部門的實施細則和強制措施。
（二）明確屬地政府和社會組織在社會生活噪聲矛盾糾紛中的調解責任
社會生活噪聲由于其聲源主體性質、危害程度和范圍以及法定管制措施局限等因素，由此產生的矛盾糾紛不易被職能部門徹底化解。若訴之司法體系，多數受害人認為并不樂觀。
在這兩種途徑之間，亟需屬地政府和社會組織發揮協調作用，通過交流商討尋求雙方的契合點，將矛盾化小化解。現有的“北京法”對屬地政府和社會組織的職責并沒有明確和細化，這是今后要研究改進的一個問題。
（三）逐步擴大社會生活噪聲防治的類別和標準
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規劃和布局也在發生變化，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也在不斷地轉變。新型社會生活噪聲防治問題也逐漸突出，如寵物業、生活服務業等。在合理規劃新型噪聲類別防治措施的同時，也要不斷修訂監測規范和標準，以滿足市民對生活環境的要求。
（四）制定更加具體可行的社會生活噪聲防治措施
由于城市功能核心區商住功能重疊，當兩者發生矛盾時，應優先滿足居住需求，才能保證商業發展的整體環境。現有的“北京法”一些條款過于教條，對不同情形下的針對性措施不夠，給執法部門實際管理制造困難。不但要保證措施適用情形全面具體，還要有可行性，這樣才能達到效果。
綜上所述，“上海法”的頒布讓我們看到了大城市社會生活噪聲污染防治幾年來的進步和未來發展的方向。北京市雖然與上海市實際情況不同，但可供借鑒和提煉的經驗卻很多。修訂“北京法”不僅是我國城市社會治理的進步和趨勢，也是北京市民生改善的迫切需求和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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