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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奧運”理念已經深入人心，那么，在后奧運時代，這種理念能否延續下去？中國今后的環境保護何去何從？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對此給出了說法。他表示，為了盡快遏制和扭轉污染惡化的局面，我國目前正在建立一個綜合行政、經濟、法律等手段的高效環境管理制度。此外，最為敏感但也是最有實效的環境稅征收方案也正在制定當中。

　　面臨的障礙

　　□信息共享機制缺位導致政策制定缺乏基礎信息

　　□目前激勵機制不能有效吸引企業自覺治理污染

　　本報記者 郄建榮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綠色奧運”都算是一次規模恢宏的社會試驗。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切身感受到身邊的生活環境在變化：不僅“天更藍了，風更清了”，大家的生活方式也更環保了。

　　當然，這些都只是浮于表面的感受。這個社會試驗更大的價值在于，它讓人們開始回過頭來審視自己：我們在擁抱現代文明之后，也能多擁有一些綠地，少建設幾棟房子，多走一些路，少開一天車。環保專家對此思考則更為深入：北京奧運會已經完美謝幕，殘奧會也即將在兩天之后結束，在我們步入后奧運時代之際，“綠色奧運”的理念能否延續下去？如果把這個問題再放大一點，那就是，今后中國的環境保護會走向何方？

　　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給出了明確的答案：“要集合各相關部門之力，建立一個綜合行政、經濟、法律等手段的高效環境管理制度，盡快遏制和扭轉污染惡化的局面。”他認為，建立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就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

　　綠色信貸點中了違法企業要害阻斷上百億元重污染項目融資

　　事實上，早在半年前，也就是今年2月下旬，原國家環保總局就推出了與有關部門共同制定的綠色信貸、綠色保險以及綠色證券等多項環境經濟新政策。

　　在時隔半年之后的今天，潘岳以國家環境保護部副部長的身份，對這些新政策的實施進展情況進行了盤點。

　　據潘岳介紹，就綠色信貸問題，今年年初以來環境保護部已向人民銀行征信系統提供了3萬多條企業環境違法信息，其中部分信息已被各商業銀行采用，并被當成了對違法企業采取停貸或限貸措施的依據。這一招直接擊中了許多違法企業的要害，這些企業為獲得銀行信貸不得不積極治理污染。

　　潘岳透露說，環境保護部已與中國銀監會簽訂了首個環保與經濟部門的信息共享協議。下一步，環境保護部還將制定“綠色信貸信息報送和交換管理辦法”，以規范信息報送和交換的有關規定。

　　“產品大量出口、污染留在國內”，眼下這種現象得到了很大的遏制。潘岳認為，這是綠色貿易政策實施的效果。

　　2007年6月，原國家環保總局制定并提出對50多種“雙高”(高污染、高環境風險)產品取消出口退稅的建議，被財政部、稅務總局所采納，當前這些產品出口量下降了40%。2008年1月，原國家環保總局再次發布農藥、無機鹽、電池、涂料等6個行業140多種“雙高”產品目錄，涉及出口金額20多億美元。

　　潘岳說，商務部在今年4月發布的禁止加工貿易名錄中，采納了環境保護部提交的全部產品名錄，并首次明確將“雙高”產品作為控制商品出口的依據。

　　潘岳表示，未來，控制“雙高”產品出口仍然不會放松。

　　來自環境保護部的數據顯示，今年以來，環境保護部共受理了73家上市公司的環保核查申請，已經完成38家公司的環保核查，其中20家未通過首次核查，阻止了總值上百億元的重污染項目融資。

　　“首次環保核查未通過率就超過了50%，由此可見我們的核查是相當嚴格的。”潘岳這樣告訴記者。

　　在綠色保險方面，記者了解到，環境保護部、保監會早在今年初就聯合發文明確了開展環境責任保險的重點領域和對象。據潘岳透露，目前，環境保護部正聯合保監會，組織江蘇、湖北等地的環保部門和保險公司，積極開展環境污染責任試點。

　　 環境稅政策正在制定如何開征依舊是個謎

　　環境稅收可以說是環境經濟政策中最為敏感的“神經”，也是最難啃的“骨頭”。一直以來，有關環境稅收政策的制定進展緩慢。

　　對此，潘岳透露說，環境保護部正聯合其他綜合經濟部門制定有關環境稅收政策。但他同時表示：“環境稅的問題比較敏感，目前還不宜透露，我們要遵守承諾，不單獨發布此項工作的任何信息。”

　　據記者了解，目前幾個部門已經成立了環境稅聯合工作組，組織有關方面專家開展課題研究，并完成了研究報告。環境保護部和有關部門正在制定環境稅實施方案。業內專家普遍認為，這一方案如能實施，將極大地調動污染者治污的積極性。

　　信息難共享相關機制缺位實施環境政策遇多重障礙

　　“今年初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于環境經濟政策所面臨的障礙我已經系統論述過，但慚愧的是，時隔半年，至今尚未能真正克服。”在說完成績之后，潘岳并沒有回避問題。

　　他坦陳，目前，環境經濟政策至少面臨四大障礙。

　　部門之間、國家和地方之間環境與經濟信息“溝通不暢”是首要問題，其背后的成因是信息共享機制沒有建立，使得政策制定缺乏基礎信息，難以準確評估政策的實施效果。

　　另外，相關基礎研究比較薄弱。對于需要禁止、限制、鼓勵的產品、設備和工藝等，目前仍然缺少可供政策實施的配套名錄以及相關標準，即使有也往往不能及時更新。特別是過去出臺的各項經濟政策較少考慮環境因素，導致這方面的數據儲備幾乎沒有，對行業、產品環境損害的分析也幾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延遲了環境經濟政策的出臺。

　　潘岳還坦率地承認，環保部門參與制定經濟政策的能力和人員素質還不能夠滿足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們人很少，在環境經濟政策制定和試點上的投入嚴重不足，缺乏一支能長期跟蹤并深入研究環境經濟政策的專家隊伍。”

　　最后一個障礙則是，缺少推進環境經濟政策的激勵機制，對于環境保護做得好的企業缺少鼓勵性經濟扶持政策，不能有效吸引企業自覺治理污染。

　　“環境經濟政策實踐仍面臨不少制度性、技術性障礙。因為牽涉到各部門利益格局的調整，制度建設必然遭遇曲折和反復。”對此，潘岳的態度是，“我們并不氣餒，環境保護部將堅決推進環境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并配合以環保法規的強力執行、環保監管體制的改革創新，決不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