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發布以來，不少券商、機構發布預測稱，垃圾分類市場空間或達數千億元。垃圾分類產業是不是迎來了風口?哪個細分領域將會有更廣闊的增長空間?企業該如何布局?帶著這些問題，《環境經濟》本刊記者專訪了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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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發布以來，不少券商、機構發布預測稱，垃圾分類市場空間或達數千億元。  
   垃圾分類產業是不是迎來了風口?哪個細分領域將會有更廣闊的增長空間?企業該如何布局?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專訪了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  
   干濕分離的“四分法”將成垃圾分類主流  
   環境經濟：一個月來，有關垃圾分類的話題比較火，曾一度登上微博熱搜。事實上，垃圾分類并不是新鮮事兒，但這一次顯然與以往不同，一袋難登大雅之堂的垃圾牽動著全國人民的神經。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  
   薛濤：近期，垃圾分類雖然是一個熱點話題，但對大家來說并不陌生。  
   早在1996年，北京就出現了分類垃圾桶，而在2000年，原建設部公布了首批生活垃圾分類的8個試點城市，生活垃圾基本分為三類，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也就是后來說的“三分法”。  
   客觀而言，那次試點工作并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也使得公眾對我國是否能夠實施好垃圾分類產生了懷疑，主要原因是當時在相關分類后的后端處理技術方面發展不夠成熟，導致各地沒有配套的分類處置設施，造成了先分后混的局面，大大打擊了公眾參與垃圾分類的積極性。  
   2017年，垃圾分類試點工作卷土重來。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布了《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試點范圍由本世紀初的8座城市擴展至46座城市。兩年來，部分城市垃圾分類工作進展較好。  
   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發布，不僅是上海，全國都在關注。為什么呢?首先，因為通過強制和定時定點，垃圾分類切實真正進入到了公眾的生活中。以前大街上、社區里放置了許多分類垃圾桶，但大部分人明顯沒有分類意識�，F在不一樣了，垃圾不光要分類，還要分對了，否則就會面臨處罰。  
   其次，上海在垃圾分類方面的執行力度使其受關注度超越了之前在這方面探索更加深入的寧波、廈門和深圳，也因此帶來了更廣泛的爭論。爭論的背后，恰恰暴露了一個問題，即僅僅靠生態環境專業已經不能很好地解讀和預判垃圾分類工作將要面對的問題。垃圾分類推進過程中，還需要公共管理學科和大眾傳媒學科的參與，而我們在這些方面的研究遠遠不夠。我們需要這些相關學科去研究如何讓大家更好地從心理上理解和認可垃圾分類，通過選擇有效的內容和可感知的方式進行宣講來讓大家參與其中，讓社會契約精神成為風尚，讓百姓和政府之間相互信賴。  
   第三，總體而言，即便考慮到垃圾分類所隱含的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但在人口密集的三線及以上城市，從生態環境和資源循環以及綠色可持續發展角度的更高要求來說，垃圾分類勢在必行，是一個不可能回避的問題。  
   一方面，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經濟高速發展，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發達城市，人均垃圾產生量幾乎達到失控狀態。以北京為例，現在北京每天產生將近2.6萬噸的生活垃圾，人均每天1.1公斤，現有的29個垃圾處理終端設施都在滿負荷運轉，已經不能單單繼續以用垃圾焚燒或填埋等無限擴容的方式來應對不斷增長的垃圾量。      
   另一方面，從廢品回收體系來看，如果前端垃圾分類做不好，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干垃圾的有效回收利用。除了拾荒者挑揀有限的干垃圾外，大部分垃圾沒有干濕分離，不僅增加清撿難度，還可能導致可回收垃圾被濕垃圾污染，一些低價值可回收垃圾也可能被丟棄，直接進入末端處理環節，不僅帶來垃圾增量，還會造成干垃圾資源浪費。未來，干濕分離的“四分法”將是垃圾分類工作的主要發展方向。   
   廚余垃圾將成為行業下一個增長點   
   環境經濟：一項政策的出臺，勢必會對相關產業產生影響。隨著垃圾分類強制時代的到來，您覺得未來哪個細分領域將會有更廣闊的增長空間?   
   薛濤：從頂層邏輯來思考，我們將固體廢物按照其來源不同，劃分為工業源和農村源兩類，它們分別處于工業區、城市區和農業區三個區域。其中，城市區固體廢物種類最為繁雜，不同類別固廢的處置路徑差異較大，是當前我國垃圾分類的主陣地。在城市區，來自農業源的廚余垃圾作為生活垃圾中占比最大、對資源化影響最高、民眾參與相關度最高的部分，將成為垃圾分類的核心要素，由此成為相關行業的下一個增長點。   
   廚余垃圾處理行業與居民垃圾分類息息相關。長期以來，我國垃圾分類工作推行緩慢，效果不明顯，主要受制于前端垃圾分類工作的不暢，廚余垃圾一直與生活垃圾混合處置。   
   《2018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顯示，2017年202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20194.4萬噸。按照廚余垃圾占比40%計算，大、中城市廚余垃圾總產生量可達8000多萬噸。   
   根據我們對多個垃圾分類先進城市的實地調研結果，垃圾分類水平較高的城市居民小區實際可分出的廚余垃圾占生活垃圾10%～20%左右，考慮到廚余垃圾處理市場受到垃圾分類水平的整體制約及調研城市分類水平位列全國上游等綜合因素，預計全國每年可分出的廚余垃圾總量約2000～3000萬噸，這一數字還會隨著垃圾分類的進一步推廣而逐步攀升。   
   目前，廚余垃圾處理市場主要由收運、處理兩個環節組成。收運市場的價格與地區相關性較大，平均收運價格120～180元/噸，而處理市場則分為大規模處理和分布式就地處理兩大類。從項目數量來看，后者明顯居多，多為非居民單位、強制分類的機關單位、學校等地區采購;前者數量相對較少，目前大多項目仍處于建設階段，國內成功運營的項目不多，參與者主要得益于前幾年餐廚垃圾市場的培養，而處理環節的平均中標價為187元/噸。     
   隨著垃圾分類強制時代的到來，廚余垃圾的巨大產量和市場空間將逐步釋放，潛在市場容量在440～453億元左右，收運體系將有望進一步完善;而基于垃圾分類的基本邏輯，廚余垃圾一定是走非焚燒的后端處置路線，伴隨著垃圾分類的持續深化落實，廚余垃圾資源化處置將逐漸被市場所識別。其中，垃圾分類立法先行、政策基礎良好的長江經濟帶尤其是下游地區，將占據需求優勢而奪得行業發展的先機。    
   垃圾分類產業鏈前、中、后端的商機    
   環境經濟：正如您所說，當前垃圾分類工作的難點在于垃圾分類的前端，即要解決公眾參與的問題。而不少創投企業把垃圾分類前端視為商機，進而衍生出垃圾分類上門服務等新業態。對此，您怎么看?    
   薛濤：關于這點，有關主管部門曾在相關場合明確要求過：“各地不要再搞智能分類桶和積分兌換的花架子，垃圾分類工作重點是基層發動與體系建設，絕不是市場化，企業參與不能代替居民的垃圾分類行為。絕不能以市場主體替代基層組織，居民分類行為的養成不是花錢能買來的�！�    
   不能過度依賴財政補貼，必須充分調動民眾參與，必須堅持干濕分離，這是我們觀察到的各級政府在這幾年的垃圾分類推進摸索中形成的幾條基本共識。     
   環境經濟：作為垃圾分類產業鏈的中端環衛企業和末端垃圾焚燒企業，他們該如何布局?     
   薛濤：目前來看，垃圾分類對于環衛行業市場化產業化方面的影響，還不是主要矛盾。因為相對于垃圾焚燒行業戰國七雄鼎立的局面，環衛行業尚處于春秋初期。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環衛企業有5000多家，但初步形成規模的環衛企業僅有一兩百家。并且，首年服務金額在兩百萬元以下的環衛企業占大多數，約有3000多家，而首年服務金額在3000萬元以上的環衛企業僅有127家。    
   通過對各行業前十家企業所占市場份額的對比分析發現，環衛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較低，前十名企業所占市場份額僅6%，未來很多小規模、市場競爭力弱的環衛企業將會被大量擠出或并購。而生活垃圾焚燒行業雖然發展相對較晚，但受益于特許經營BOT的市場化模式，該行業集中度較高。據統計，生活垃圾焚燒行業前十家企業所占市場份額為55%，前22家企業所占市場份額超過90%。    
   不難看出，環衛的產業化和集約化還處于早期，因此很難說垃圾分類對此過程和商業模式會有重大的影響。但是，環衛對濕垃圾的單獨收集和轉運卻是決定前端居民參與分類能否成功的決定因素。當然，這樣單獨的收轉運系統也帶來了環衛服務內容的擴大以及包括環衛裝備在內的發展機會，而后者則直接會促進相關上市公司的業績增長。    
   環境經濟：有垃圾焚燒企業表示，垃圾分類后企業可能面臨“不夠燒”的困境，您怎么看?    
   薛濤：這種擔憂大可不必。對生活垃圾焚燒企業來說，垃圾分類產生的減量化效應，帶來的只是垃圾焚燒量增速的放緩，而且這種放緩進度也許還會被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帶來的垃圾增量所抵消。短期來看，即便垃圾焚燒量是少了，但垃圾干濕分離后燃燒效率提高了，運營成本也會相應降下來。長期來看，并不會出現垃圾焚燒發電量降低的情形。不過，垃圾分類后，垃圾成分的逐步變化對焚燒技術更新升級的要求不可避免。    
   依賴于政府補貼的商業模式相對不穩定    
   環境經濟：垃圾分類不僅僅是一個環保問題，還是一個公共服務管理的問題，所以產業鏈條上會有不同程度的財政補貼。那么，補貼該怎么補?補向誰?如何既優化政府管理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薛濤：這個問題主要涉及城市區中的工業源類垃圾(又稱為城市礦山)，可以從廢物回收價值高低和環境風險高低兩個維度進行分析，按照補貼性質不同大致分為以下四類：    
   第一類，對于廢物回收價值高且環境風險低的廢物，其較高的廢物回收價值是回收或處置行業完全市場化運營的有力保障，同時較低的環境風險也降低了管理的難度，增加了市場化運營的可操作性。因此，這類廢物的回收利用有較大可能成為自負盈虧的完全市場化運營行為，理想條件下不需要政府補貼，如金屬回收和廢舊紙張回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態環境保護要求越來越高的背景下，一些過去可以完全市場化的廢舊物資正在脫離這個領域。    
   第二類，對于廢物回收價值高且環境風險高的廢物，較高的廢物回收價值使得市場化運營成為可能，但也將吸引部分不法分子進入，對正規處置企業造成沖擊。以廢舊家電拆解為例，黑作坊運營成本較低，可以以較高的價格回收廢舊家電進行拆解，獲得與正規處置企業相同甚至更多的利潤，導致正規處置企業收不到廢舊家電，虧損運營。    
   另外，黑作坊普遍缺乏環境保護意識，非法作業對環境及衛生安全造成極大危害。以廢棄油脂為例，黑作坊利用廢棄油脂制作地溝油，以食用油的名義混入市場，存在巨大食品安全隱患。對于這類廢物，國家要對正規處置企業進行補貼，同時加大對非法處置設施的打擊力度，以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保障衛生環境安全，這類補貼可稱為“秩序型補貼”，代表性廢物如廢舊家電、廢舊橡膠、廢棄油脂等。    
   第三類，對于廢物回收價值低且環境風險高的廢物，低價值導致回收或處置這類廢物的企業利潤較低，甚至在現有技術下不能獲得合理利潤，難以吸引企業進入市場，市場化運行的可能性較低。同時，此類廢物又具有較高的環境風險，隨意棄置將對環境造成較大危害。因此，政府需對此類廢物的處置進行兜底，為處置企業提供相應補貼，這類補貼可稱為“兜底型補貼”，代表性廢物如塑料及玻璃制品。    
   第四類，對于廢物回收價值低且環境風險低的廢物，以餐廚垃圾(不包含廢棄油脂的部分)以及廚余垃圾為主要代表，回收價值低導致市場化運營的積極性不強，同時環境風險低使得這類廢物沒有急切處置的需求，更不利于市場化運作。這類廢物單獨處置僅為達到循環經濟指標或作為垃圾分類的配套處置需求，但考慮到餐廚垃圾以及廚余垃圾單獨分選和單獨處理對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的貢獻，應該由政府給予末端補貼，因此這類補貼可稱為“循環經濟型補貼”。當然，政府可以逐步通過前端代收垃圾處理費來彌補這部分支出。     
   但需要強調的一點是，靠補貼維持的需求是偽需求，靠補貼維持的發展是偽發展，因為依賴于政府補貼的商業模式總是相對不穩定的。我們不斷更新環保技術，就是為了盡量擺脫或減輕對補貼的依賴，未來在資源化上領先的企業會獲得競爭優勢，這也是中小環保技術企業的突破方向。